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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進入“下半場”需意識到三個根本性變化

2018-06-05 02:39 來源: 每日經濟新聞

  “城市改革開放發展四十年,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節點。”采訪中,李曉江不止一次說出這句話。在他看來,回顧一下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中國的快速城鎮化,很有必要。

  在6月2日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現場,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李曉江闡述了他對中國城鎮化從“上半場”進入“下半場”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學術研討會級別頗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共同主辦,今年的主題就是“中國城市改革開放發展四十年”。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城鎮化率從17.9%躍升至58.5%。這組數字同樣是中國城市體量不斷增長的佐證。李曉江說:“沒有‘三大利器’,就沒有今天中國城市的繁榮。”這三大利器包括:第一,開發區模式;第二,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第三,行政體制上用城市地方政府管理區域。

  然而,四十年快速發展后,城鎮化步入“下半場”,這幾大“利器”是否還適用?實際上,目前中國正在經歷三個本質性變化。“人變了、發展動力變了、發展邏輯變了”,李曉江說,因此“下半場”城市發展需要轉向可持續的、公平的方式,而這必須要經過創新。

  會后,李曉江還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詳細闡述了他定義的“三大利器”與“三大改變”。

  ●總結“上半場”:“三大利器”是最有效工具

  NBD:“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的主題是“中國城市改革開放發展四十年”,您對此有何體會?

  李曉江:應該回顧一下這40年到底什么成就了我們。不能光看到成果,你看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就是制度設計。

  NBD:您提出中國城鎮化的“三大利器”,能否再詳細闡述一下?

  李曉江:可以說,沒有“三大利器”,改革開放不可能有現在的樣子,在城鎮化的“上半場”,這絕對是最有效的工具。

  一是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沒有土地財政,我們建設資金沒有來源,吃飯的錢不能拿來搞建設。而實際上土地和房地產是聯動的,即房地產服務于土地,也服務于老百姓的遷徙。財政體系上講,我們是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地方的資金、財政來源不夠,要靠中央轉移支付,還不夠,就要靠土地收入,那么依賴土地必然依賴房地產。

  第二就是行政化的資源分配,或者說是用城市型政府來管理區域的行政體制。它的好處是什么?就是集中資源。行政化導致行政級別越高的城市獲得資源越多,另外城市管理區域,那么城市獲得的資源比農村多。這對于上半場來講也非常重要,我們造就了一大批大城市、中等城市,成為了帶動區域發展以及工業化的驅動力。

  第三個“利器”就是開發區。很長時間,我們的發展重點放在開發區,開發區就是以效益和經濟作為發展目標。

  這三大利器,在“上半場”無一例外都是有用的,我們不能說吃到最后一個餡餅,就說前面的都不好,沒有這個過程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城鎮化。

  NBD:您說是“最后一個餡餅”,是不是意味著“三大利器”不適用現在的城鎮化發展了?

  李曉江:現在我們不能承受越來越大的房地產泡沫,要通過一系列手段讓住房價值從資產價值回歸到居住價值。

  另外,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越往上越高,這樣何談鄉村振興?以前那種資源分配方式在“下半場”明顯就不公平不合理了。

  至于開發區,把社會責任、環境責任、文化責任拋到一邊。所有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知道,現在,那些遠郊的開發區,從經濟效益角度評價非常成功,但功能過于單一,很多人不愿意去(居住),開發區開始衰落。

  ●探路“下半場”:需意識到三個本質變化

  NBD:那么在“下半場”,這幾個“利器”需要調整或者適應什么樣的新形勢?

  李曉江:我的認識是,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發展,當下中國正經歷非常重要的三個本質性變化。第一,人變了。我們從人均GDP200美元的貧困社會發展到了人均GDP約9000美元的中上社會,生活價值觀、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都變了。再如人口結構,前四十年我們主要解決農民工就業,今天我們主要解決大學生就業。

  第二,發展的動力變了。我們從上半場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驅動轉向了需求、供給側驅動,轉向了創新驅動。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中國的城鎮化速度是最快的,就是因為WTO徹底打開了出口的大門。

  第三,發展的邏輯變了。上半場是用低價的要素和無限供給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來招商引資,由企業來吸引就業和人才,來造就城市繁榮。但是下半場的發展邏輯已經變成了城市優質生活和公共服務吸引人,人吸引企業,企業創造繁榮。

  NBD:我們要充分意識到這“三大變化”,然后作出調整。

  李曉江:對,在這三個變化的背后,是大家在追求良好的生活、良好的人居環境、良好的公共服務。所以經濟結構要變,產業結構要變,城市發展的整個模式要改變。

  NBD:那您認為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李曉江:現在還不清楚。但是至少十九大之后,我們看到了國家要改革財政體制,要建立地方性的稅收制度。

  我想背后就是要改變對房地產、土地財政的依賴。要把一次性收入轉向長期穩定的經營性的收入,把“賣”的收入變成服務性收入。也就是說,下半場應該去善待資源,去良好地經營資源。

  至于行政體制的改變,城鄉之間應該同權。如果未來再用城鄉二元化等體制來配置資源,可以獲得效率,但不能獲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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